1961年冬天，周恩来在西花厅会见了蒋介石的前妻陈洁如。对方开口第一句话，便是哀求：“总理，我女婿不是汉奸，他也是共产党。”
这句话出口时，西花厅里一时安静。那天北京的寒意很重，窗外的树枝被风吹得作响。陈洁如穿着深色棉衣，坐姿很端正，却能看出一路奔波后的疲惫。
她已经年过半百，身份却依旧敏感——蒋介石前妻，这个称谓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并不轻松。陈洁如并没有绕弯子，她清楚时间宝贵，也明白能被接见并非理所当然。
周恩来没有立即回应，而是让工作人员倒了一杯热水，放在陈洁如面前。这种短暂的停顿，让陈洁如的手指微微发紧。她此行的目的很明确，为的是女婿陆久之。
这个名字，在普通人眼中并不起眼，却牵动着一段横跨抗战、内战与建国初期的复杂历史。
早在抗日战争时期，陆久之就已经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下，从事隐秘工作。陆久之留学日本归国后，进入国民党体系，表面身份是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少将参议，实际任务却是长期潜伏。
为了获取情报，陆久之曾按照组织指示，短时间在汪精卫政权中挂职。这段经历后来被完整记录在地下党档案中，属于典型的“以身犯险”的工作方式。
1949年春天，上海局势紧张。中共方面希望尽可能保全城市，地下党成员的作用被反复强调。陆久之在这一阶段承担了极其危险的任务。
陆久之曾连续多日出现在汤恩伯身边，尝试劝说其改变立场，并暗中将上海防御要点、兵力分布整理后传递出去。这些资料在后来解放军的作战决策中被反复参考。
虽然起义未能实现，但陆久之的身份并未暴露，直到上海解放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陆久之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平稳。1955年，随着潘汉年案的发生，大规模历史审查展开。许多曾经在隐蔽战线工作的人被重新调查。
陆久之在汪伪政权短暂任职的经历，被单独抽离背景，成为定罪依据。审理过程中，地下党时期的完整档案尚未全面调取，结论很快形成。陆久之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。
这场判决，对陈瑶光来说几乎是毁灭性的。陈瑶光带着此前婚姻留下的两个孩子，本就承受着不小的社会压力，“汉奸家属”的标签让生活更加艰难。
孩子在学校被疏远，邻里之间的目光也变得复杂。陈瑶光多次向有关部门提交材料，却始终没有得到明确回应。
陈洁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决定北上求见周恩来。陈洁如并非不了解政治分寸。1949年后，陈洁如留在上海生活，住房安排与生活补助，都经过周恩来批示。
正因如此，陈洁如心中清楚，这次求情是希望事情回到事实本身。
会面结束后，相关部门开始重新调取档案。那些多年未被翻阅的材料，被逐页核对，地下党时期的工作记录逐渐浮出水面。
调查过程并不轻松，每一条证据都需要与当年组织系统相互印证。陈洁如回到上海后，并未再频繁打听消息，只是按部就班地生活着，等待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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